深秋渐寒的风，吹醒了神州大地上，成千上万颗“吃火锅”的魂灵。而火锅里涮的，不仅是人间美味，更是说不完的故事与情怀。

　　说起我天朝吃火锅的汗青，若是要依照“边煮边吃”的界说，可能上溯到商周时期。《韩诗表传》中纪录的，将食品至于鼎里煮熟而分食的“击钟列鼎”就是萌芽。汉武帝时期名臣主父偃曾说：“丈夫生不五鼎食，死则五鼎亨耳”(译：不能流芳百世，也要永垂不朽)，也能够看做是火锅的源头之一。这也是赫赫有名的《滕王阁序》中描述的“闾言焖地，钟鸣鼎食之家”的形象。

　　在之后的唐宋年间，如白居易诗中的“红泥幼火炉”，苏东坡的骨董羹等，均有火锅的身影。但若是严格依照“煮生片，配蘸料”的尺度，真正纪录的火锅，则是是宋代林洪在其《山家清供》中提到“涮兔肉火锅”，写的是他在武夷山偶得一只野兔，与友人生了个幼火炉，架上汤锅，将兔肉切成薄片，用筷子夹着涮熟再蘸酱吃的经历，还将这种服法取名“拨霞供”。改元明清，火锅大兴。直到明清时期，火锅才真正火爆大江南北，不仅民间爱吃，皇家贵族也爱吃。尤其是清朝的天子，在吃火锅的规模、设备、排场上都可谓是前无前人。自封“十全老人”的乾隆天子，曾办了530桌的宫廷火锅宴，还写了好多诗形容(幼编不得不吐槽，乾隆一辈子写了四万多首诗，根基满是打油诗)。